4年前，曾上过刘小兵教授的一堂课，是关于财政预算的入门课，虽然具体内容记不太清楚，但却清楚地记得那份情怀。

再一次见到刘小兵教授，他已是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。在上海代表团，他的专业特点明显，几乎每场发言，话题都离不开“财政”。

刘小兵是财政领域的专家，也是国家税务改革重要参与者。这次两会，他提交了一份关于制定《财政法》的议案，并得到30多名代表的附议。

这个专业强调“公共意识”

那堂入门课打破了我对财政专业的“偏见”。

刘小兵教授为大家做财政“启蒙”：“财政预算不是统计几个数据那么简单，数据的背后关乎国计民生。你不仅要关注政府钱袋子的走向，还要思考政府为什么这么花，政府的钱应该花到哪里去，也就是更加关注公共领域的问题。”

作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，刘小兵筹建的正是这样致力于公共领域研究的一个学院。

刘小兵16岁考入杭州商学院，后进入上海财经大学财政系攻读研究生。毕业留校后，他一直从事财政、税收和政府管制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及教学。2006年，40岁不到的刘小兵以其研究成果《收支分类改革后的财政监管机制研究》，获“曙光学者”称号。

在国外，并没有财政这个专业，而是被分拆在经济学、法学、公共管理、政治学等学科中，比如法律学中的“税法”，公共管理中的“预算” ，政治学里的预算过程等。

“我们把财政、公共管理、政治学这三个学科都放在这个学院，就是要培养具有公共意识、关注国家大事、有社会责任感的学生。”刘小兵说。

这位“传道授业”的师者，在学生中深受爱戴。曾经连续两届在上海财大被评为“我心目中的好老师”。 从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毕业的学生很多去了金融、央企等部门，“财政专业素养对他们的行为和影响是潜在的，这不是表现在他们的就业领域，而是在其具体的工作中是否具有更多的公共意识。”刘小兵说。

连续9年编制财政透明度报告

政府账本上的数据怎么算是透明公开？这两天，代表们正在审预算，刘小兵的身边围了不少记者。

“其实很简单，判断公开的数据是否完整，就是要能够看出政府的钱花到了哪儿，如果从这些数据中看不出所以然，就是不够透明。”刘小兵说，我告诉你们一个常识，每个地方财政局都要编制决算报表，一般是25张决算报表，即使全部公开也没问题。

事实上，对财政“透明度”的追问贯穿于他的学术生涯，这不能不提到《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》系列成果的问世。

刘小兵拿出一本最新的《2017年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》。这是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第九年公布该报告，在对31个省市财政信息展开调查后，研究计算得出2017年中国财政透明度平均分数为 48.26分(总分100分)。

为什么要编这本报告？说起“缘起”，还是绕不过“公共意识”。刘小兵说，一方面，做学术研究需要获得国家财政方面的公开数据。但他们发现，似乎很难获得本应透明的财政数据。刘小兵又是上海市政协委员，“站在委员参政议政的角度，我们在讨论政府预算的时候，似乎缺乏相关详细的预算信息。”

“因此，从2009年开始，我们学院开始调查评估我国的财政信息公开的情况。刚开始做的时候还是有点担心，怕影响到我们和财政部的关系，所以我们选择了省级财政信息公开情况作为评估对象。不过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我国信息公开的意识逐年上升，他们也就逐渐接受并认可了这件事情。”

刘小兵说，学院的团队连续9年跟踪调查，每年公布评估结果，在可比的条件下对历年财政透明度的变动情况进行评估和分析。

他们的研究显示：近些年财政信息公开力度越来越大，财政透明度也逐步改善，从2009年的21.71分增长至2017年的48.26分。

这一研究成果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和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，财政部在那年“两会”后及时公布中央的财政预算表，有省份排名垫底，特意来了解不足，听取建议；也有省份“不服气”，向财政部反映情况，财政部也和项目组成员就指标体系进行了沟通。

有省级财政厅工作人员吐槽，已经公开的信息，因为项目组没有找到而得了低分，感到有点委屈。“但是如果一个研究财政的专家都找不到，你这信息向谁公布呢？”

“我们希望能对政府信息公开、提高财政透明度产生持续的、更大的推动力。”刘小兵说。

建议制定财政法，30名代表附议

3月4日，代表议案会签那天，刘小兵提交了一份关于制定《财政法》的议案，这一份议案得到了上海代表团30多位代表的附议。

“我们建议制定财政法，立法应涵盖所有政府资金，并明确财政收入、支出及资产负债处置的权限。”刘小兵说。目前财政的立法尚未涵盖所有的财政资金，仅涉及到收支没有涉及到资产，只涉及到流量没有涉及到存量，在具体的收支方面有很大的空白。

“这些问题存在会导致什么后果呢？主要有三个。一是财政的规模很容易扩张，因为没有法律约束，就会导致经济活动因为政府管得太多而失去活力，不利于优化营商环境。二是因为政府有些财政活动缺乏法律约束，容易造成公平和效率不足，没有全面考虑整个社会的意见。三是由于缺乏法律约束，我们政府财政活动容易滋生腐败。”

这份专业度很强的议案背后显然透着浓浓的“公共意识”。除了这份议案，这两天，刘小兵还在撰写两份跟预算有关的建议。

做透明度报告时，有人认为项目组设立的指标要求太高，如何评价指标的高低？

“实际上真的不高，是法律要求太低。”刘小兵说，目前，财政信息公开很难突破，这个“帽子”就是《预算法》，不少地方认为法律要求公开的就那么多，没有要求公开的就不公开。而法律不是上线，而是底线。

他关注的另一问题就是调整收支分类科目。预算报告一发下来，他就在关注细节：在中央本级的经济分类科目中，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为3632.19亿，“其他”支出就有1953.53亿，占53.78% ；金融支出一共831.72亿，“其他”达759.70亿，占91.34%.。“这个‘其他’支出到底用到哪里了？我们看不出。”

“在收支科目中找不到合适的科目来记账，只好记在‘其他’里。原因就在于收支科目有问题。”刘小兵希望，通过及时调整政府财政收支分类科目，能更加全面地反映政府的财政活动。

“希望在我履职的这五年中，能看到财政预算进一步公开透明。”